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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叔子:文化素质教育的再认识与再出发
2015-06-09   互联网 审核人:   (点击: )

今年是我国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工作20周年。在此,作为长期担任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的一名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者,我要向教育部历任领导,特别是担任过高教司司长、教育部副部长,代表教育部首倡并长期领导文化素质教育的周远清同志,向具体分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高教司历任领导,向支持并参与这项工作的兄弟院校领导和海内外学者,向工作在文化素质教育第一线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是教育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素质教育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是教育部倡导、领导和组织开展的创造性探索工作,得到了高等学校的积极响应,受到了高校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在社会上广受好评。20年来,文化素质教育深刻地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创新了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了人才培养模式,为构建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成为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今天,我们纪念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开展20周年,从思想和实践层面上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开拓创新,不断深化对文化素质教育的认识,丰富发展文化素质教育的思想,探索更加有效的文化素质教育新途径新方法,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努力构建并不断完善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一、再认识:三个阶段与三个着力点

回顾20年来文化素质教育的历史发展,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以转变教育思想观念为先导。文化素质教育首先是高等教育思想的重大创新。这一思想创新的实质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牢牢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始终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出发,不断吸收世界高等教育优秀的思想成果,构建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20年来,文化素质教育思想的创新经历了三个阶段。这里的三个阶段主要是指逻辑上的次序,而非时间上的次序,尽管逻辑上的次序与时间上的次序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第一个阶段为文化素质教育思想的确立阶段。

1995年9月,原国家教委在当时的华中理工大学召开“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工作会议”。周远清同志在代表原国家教委所做的讲话中指出,“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主要还是人文科学教育和艺术教育,当然,对文科的学生需要加强自然科学的教育”;“我们的培养过程,知识加能力,再加上一个能使知识和能力更好地发挥作用的东西——做人”;“‘素质’可以包括这样四个方面:一是思想道德素质;二是文化素质;三是业务素质;四是身体心理素质”;“抓这项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而是希望通过这项工作探索一下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的改革”。

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对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作了规范的正式表述,“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是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体现,不是一种教育模式或分类。因此,各高等学校要确立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共同提高的人才观。”

综上,文化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其内容被描述为:第一,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科学教育和艺术教育;第二,强调教育本身具有人文性,即文化素质教育要渗透到专业教育之中;第三,强调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第四,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包括四个部分,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灵魂,文化素质是基础,业务素质是本领,身心素质是本钱;第五,文化素质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思想的体现,是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的切入点,也是探索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部分。

文化素质教育思想的提出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周远清同志用三句话来概括:切中时弊,符合潮流,涉及根本。周远清同志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专业口径过窄;人文教育薄弱;教学模式单一;教学内容偏旧;教学方法过死”的弊端。文辅相教授将这一弊端概括为“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我对此的概括是“五轻五重”,即“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这些概括实质上都明确指向高等教育中存在着严重的急功近利的思想。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的本质。文化素质教育对这种急功近利思想起到了纠偏的作用,这也就是周远清同志讲的“涉及根本”。

何为高等教育之本?是“育人”非“制器”。育人就是通过教育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制器就是把人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

第二个阶段,以中央《决定》精神为指导,深刻领会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进而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在这一背景下,文化素质教育思想的探讨很快就转向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精神上。1999年9月,教育部在原华中理工大学召开了“认真贯彻全教会精神,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研讨会”,会议围绕“认真贯彻全教会精神,进一步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全面推进高等学校素质教育工作”这一主题,重点讨论了以下问题:如何深刻认识全面推进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与全面推进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的关系;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与培养创新人才的关系;如何提高高校教师文化素养;如何提高高等学校文化品位与格调;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会议认为,素质教育体现了对党的教育方针的深刻理解和深层次认识,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应该贯彻到人才培养的始终;会议还阐述了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专业教育三者之间,以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

2003年4月,教育部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全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暨基地建设研讨会”。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同志发表讲话,在全面总结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努力构建以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意义、内容和实施途径,重点突出了文化素质教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2005年10月,在教育部召开的“纪念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十周年暨高等学校第四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同志作了题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进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的讲话。讲话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为基础,指出“素质教育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以育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第一要强调以人为本,第二要强调全面发展,第三要强调学生的成人成才,其中更加注重学生的成人,要使学生学会做人,懂得做人的道理”,“以素质教育为主题,实际上说到底就是‘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而“文化素质教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信念教育,都起到深层次的奠基性作用”;要“把文化素质教育作为我们整个教育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周济的讲话,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高度阐释了素质教育的内涵,并明确了文化素质教育在推进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三个阶段,以“文化育人”为主题,深化、丰富文化素质教育的思想。

随着对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本质的探讨,“文化”这一核心概念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文化人”“文化育人”成为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新的发展。文化育人的理论探讨是以马克思关于“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的论述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如“文明以止,化成天下”为基础的。

教育以提高人的素质为根本,必然就要追问何为“人”,何为人的素质,人有哪些属性。学界对此的共识是,人兼具动物性和社会性。动物性即人的自然属性,来源于自然遗传,社会性即人的文化属性,主要依靠后天教育。因此,人的素质既包含先天素质,也包含后天受环境教育影响而形成的品质。素质教育就是要发展人的文化属性。人的文化属性又包含人性和灵性。人性是指文化赋予人的道德伦理观念,以及由道德论观念支配的行为规范。灵性是指人的聪明才智,包括感受力、理解力、鉴赏力、思维能力,以及作为聪明才智的最高形式的创造力。

毫无疑问,人的文化属性的形成,只能依靠文化的教育。这就“以文化人”“文化育人”。而文化则是人类有史以来全部精神财富的累积,是人类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成果在精神层面的积淀。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文化育人的取向。

首先,文化具有价值取向。文化素质教育在价值取向上,一是加强人文教育,以培养人;二是加强民族优秀文化教育,以培养中国人;三是促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培养现代的中国人;四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先进的现代中国人。

其次,文化具有深层结构,可以分为知识、思维、方法、原则和精神。文化育人,知识的传授是基础,激活思维、掌握方法、明确原则、提升精神境界则是更高层次的追求。五者紧密结合,不可分割,共同构成文化育人的整体。

再次,文化可分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者既同源、共生、互通,又互补、互动、互融。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从另一层面构成了文化育人的整体。

从文化素质教育思想的确立,到对素质教育本质的把握,再到文化育人命题的提出,反映出20年来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演进发展的过程,其中的逻辑关系十分清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在这一总体框架的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新的形势下,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依然要以创新教育思想观念为先导。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文化素质教育思想的创新,要立足于三个着力点,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三个重要问题作出回应。

第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融入到文化素质教育思想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向,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成为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立足点。

文化素质教育就是文化育人,以文化人。而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价值观,因为任何文化都有价值取向。熟悉美国通识教育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通识教育首先就源自文化价值观的教育,当然,这种价值观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在2007年修订的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方案中,美国历史成为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综观中外教育历史,教育都是文化的教育,而在文化的教育中,价值观的教育始终是教育的内核。

价值观本身就是文化的内核,价值观教育本身也是文化育人题中应有之义。今天中国高等学校的文化育人的价值取向,只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凝聚了中国梦,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特别是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详细深入的阐述,对如何针对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指明了方向。

文化历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任何的文化都是民族的文化。我们一再强调,文化具有民族性,文化是民族的基因,是民族的身份证。涂又光先生多次强调,我们的大学必须是中国的大学(university of China),而不是“在中国的大学”(universityin China)。同样,我们的大学教育必须是培养中国的大学生,高度认同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因此,中国的大学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文化素质教育必须有文化本位的立场,必须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立足点。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归纳阐述,突出强调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提出要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总书记有关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讲话,为文化素质教育中的民族传统化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指明了方向。

第二,文化素质教育思想的创新,必须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紧密结合,通过教育思想的创新,使文化素质教育继续成为牵动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切入点。

回顾文化素质教育的历史发展,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文化素质教育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单兵突进,而是始终与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密切相关,并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切入点。对此,周远清同志在1995年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文化素质教育首先是教育思想的创新,教育观念的转变;而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先导。2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论述的正确性。

在所有层次的教育中,高等教育无疑最为复杂。因为高等教育承担着育人、研究和服务等多种社会职能改革,高等学校类型多样,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特别是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之后,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着分类分层发展、高等学校面临着特色化发展的重任。相应地,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在不同程度上,高等学校都在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方向,都在根据自身的培养目标重新设计人才培养体系。在这一错综复杂的系统的改革工程中,文化素质教育如何通过教育思想的创新,进而推进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进而带动高等学校、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这是文化素质教育思想创新的又一个着力点。

第三,文化素质教育思想的创新,必须始终坚持素质教育这一核心思想,高度关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潮流,正确处理好本土创新与借鉴外来经验的关系。

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总是在立足本土创新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外来的成功经验。19世纪的德国如此,20世纪以来的美国也是如此。周远清同志在1995年指出,文化素质教育“顺应潮流”,这个潮流就是指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也就是说,文化素质教育思想的创新,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吸收外来成功的高等教育思想。

在借鉴外来经验方面,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认识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关系。重要的是,对通识教育要从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制度设计、教育教学方法层面上作区别性的分析。从教育思想和价值取向上来看,美国也是西方高等教育的核心是自由教育,而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是素质教育;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欧美的高等教育是基于始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传统,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文化素质教育思想的创新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一本质区别。如果不从根本上认识到这一区别,一味简单移植模仿通识教育,以通识教育取代文化素质教育,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教育教学方法上,通识教育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当然,在培养目标层面上,通识教育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注重人格的养成、注重智力的发展、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注重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在文化素质教育思想创新方面,也极具参考价值。

二、再出发:在基础性和有效性上下功夫,使文化素质教育常态化

从文化素质教育实践的层面来看,20年的文化素质教育发展,也是教育教学方法创新的历程。这一创新首先在于形成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工作架构。(见图1)

图1 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架构图

这个工作架构体现了:一是课内与课外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二是知识传授与能力提升、素质培养相结合;三是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成为本科课程结构的组成部分。在每一个具体部分,都有新的创造和发展。例如,在课程建设部分,形成了一批国家级的文化素质教育精品课程,创造性地建设了《中国语文》《数学文化》《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等较好体现文化素质教育思想的新型课程;造就了如南开大学的顾沛、清华大学的彭林、东南大学的王步高等一批文化素质教育名师。在讲座方面,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持续举办了场次数以千计的讲座,吸引了数以百万人次的听众。华中科技大学首创将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列为学生的必修课,为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认识社会、服务社会,进而提升能力、内化素质提供了平台。在人才培养制度方面,文化素质教育内容被列入培养方案,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学习的学分要求被纳入学生的学籍管理。

但应该看到,近几年来文化素质教育实践层面的推进遇到了一些困难,创新性不足,有些学校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一种新进的教育思想,如果不能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实践之中,那永远只是一种教育理想。文化素质教育的再出发,就是要在实践层面不断创新,巩固文化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提高文化素质教育的有效性,进而使文化素质教育常态化。

首先是制度创新。虽然1998年第一次全国普通高校教学工作会议出台了一系列文化素质教育及其相关的文件,在政策制度上明确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制度的落实程度因校而异,总体效果并不理想。要加强制度设计,将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规格、方法、途径、考核评价纳入到学校人才培养体制之中。

其次,要加强课程建设。第一步要研究整体的本科生课程结构。课程结构实际上反映出对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要求。第二,要研究形成合理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结构。文化素质教育涉及广泛的学科和知识领域。要将其中核心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纳入到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之中。

再次,要加强教学改革。第一,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教学有其特殊性,不能简单地将专业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移植到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教学之中。要研究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教学的特殊性。第二,要鼓励教师探索在专业课教学中渗透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使所有的课程都体现出文化育人的要求。

最后,要探讨通过一些项目将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形成文化素质教育的合力。在这方面,通识教育的跨学科学习、高峰体验学习、建立学习共同体、服务型学习,值得我们借鉴。

最为重要的一点,文化素质教育必须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紧密结合。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素质教育是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其中第十一章“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明确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要求、目标、路径和方法,文化素质教育要纳入到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之中,明确文化素质教育在新的人才培养体制中的地位、目标、作用、方法与途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文化素质教育改革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中具有的引导作用。

我们一再指出: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素质教育是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本土化创新。一句话,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教育、高等教育的创新。创新是改革发展最大的驱动力,而创新永无止境。在创新过程中,敝帚自珍的自我封闭和盲目崇外的自我菲薄,都是妨碍创新的阻力。创新要有才、有识、有学,也要有胆。兼具才胆学识,才能有自信。自信是一种态度,而态度决定一切!

(原文刊载:《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6期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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