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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死亡——上海交大第二届“大学人文节”讲座第一讲
2014-12-18   互联网 审核人:   (点击: )

鲁迅与死亡

主讲人:陈丹青


大家好:

第一次到交大来,今天不是因为我来,大家都冲着鲁迅先生来,因为这是一个鲁迅纪念周。我有点紧张,因为鲁迅的后人令飞兄在这儿,昨天晚上我更紧张,因为海婴先生也在,我只有目不转睛地看他们。令飞在哪里?令飞。周令飞起身。(掌声)五年前在电视里第一次见到令飞,镜头大概一秒钟只有,我拼命想看,但镜头再也没有转到他那儿,一直对着他父亲。昨天终于看见了。我一看,哦,鲁迅长高了。(掌声)也有点难为情,今天我的爸爸妈妈也来了,(掌声)两位老右派。还有我很多上海的老朋友也来了,从美国过来,听说我在这儿胡说八道,也都过来了,顺便听一下。昨天令飞发言的时候说了个意思,我想跟着他的意思说,我跟令飞同岁,我们都是1953年生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俩都是小学毕业,所以此后我们都没念过书。所以我们都是没有学问功底的人,所以我跟他一样也是备了很长的一份稿子来念,大家都要忍受一下,相当长。第二个功,他说,可惜我忘了。第三个功,他说他当过兵站过岗,但现在站功不太行了。这个我到是比他好点,因为我们画画是站着画的,所以我可以站三个小时是没问题的。可是这话筒低了点,要是高的话我马上站起来。那好,我现在就开始念稿子。

去年我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给孙裕馆长叫了去,讲了一回鲁迅。我是从没想过我会去讲鲁迅。要说的话,都说穷了。今天是海婴先生的公子周令飞很早就关照我说交大有个活动,叫我来讲一讲,所以我不敢推却。既是大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我就想一个题目,叫做“鲁迅与死亡”。

这是个黑暗的话题。我们纪念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可以取这样黑暗的话题么?我想来想去,在中国,没有人像他那样敢于公布内心的黑暗,也没有一个人像鲁迅那样擅于书写一团漆黑的死亡。所以下面说出的意思假如不得体,还请大家,尤其请海婴先生父子,多多包涵。

我常想,周家父子真是难做人、做人难:除了血缘,鲁迅几乎不是他们的家人,他的声誉,还有一代一代像我这样的外人,永远拿“鲁迅”这个名字打搅他们全家。我这里忽然想到海婴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件旧事,说是抗日战争时,国难当头,有人责难周作人先生为什么不肯离开北京,他说,我要抚养一家人,并指着老太太说:“这是鲁迅的母亲呀!”听那说法,好像老太太不是他的母亲。

这是令人反感的。可我读了,却发笑,而且认真想了想:我倒是愿意揣想海婴的叔叔当时并没恶意:当人家以“国事”威胁周家的家事,周作人也可用“家事”——即“鲁迅的母亲”——与国事相周旋。早在1937年,他就知道他哥哥有多么重要,重要得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大符号,而抚养这个符号的母亲,的确可以是他辩称留在北京的理由之一。

真的。昨天有幸与海婴父子交谈,又听了令飞的讲演,这才更清楚周家后人几十年来的委屈和难处——鲁迅的骨血,鲁迅的亲子孙,如今对鲁迅的后事没有一点过问的权力,鲁迅不再是他们的家人,一谈鲁迅,等于谈国事,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早就被劫持、被霸占,成为意识形态的超级“人质”,被百分之百地“国有化”了。

请海婴父子原谅,我这样说。扯远了。现在我来说我的话题:“鲁迅与死亡”——好在死亡不是家事,也不是国事,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遭遇的事。

(一)

鲁迅先生病重那年,写了一篇随笔,叫做《死》。过了一个多月,他就真的去世了。这篇质朴的随笔搁在今古所有谈论死亡的文学中,也是绝品,而其中遗嘱的最后两句,真不愧为堂堂鲁迅,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志铭与临终之言比比看,可谓独领风骚。这两句话,我们早知道的,就是:

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我的问题是:我们果然知道鲁迅先生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吗?他为什么说这两句话么?当然,要是拿意识形态去解释,拿鲁迅的时代去核对,几句话就可以解释——同时消解——这两句话。我现在不想、也不能来给出自己的理解,我只是猜:这遗言要是给但丁读到,给伏尔泰读到,给拜伦读到,给尼采读到,给裴多菲读到,给萨特读到,甚至给主张宽恕而终于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读到,都会拿鲁迅没办法;我们的曹孟德、李太白、苏轼、李贄之流要是读到了,恐怕也会无可奈何,击节赞赏。总之,但凡果真看破人类,看透死亡的人,都会拿这两句话没办法。为什么呢?这是不该追究、不容辩说、不可就事论事的话。我知道,这两句话是许多讨厌的“好人”们讨厌鲁迅、非难鲁迅的证据和话柄——为什么不宽容呀,为什么主张怨恨呀,为什么心胸狭窄,不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听到这类意思,心里就想:

好吧,你们去怨恨去。

因为这两句话,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怀疑论者的老前辈,那位法国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两句和鲁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这是鲁迅遗嘱中的另一段话。而正宗欧洲人蒙田先生临终,到底屈服了他所怀疑的宗教,请来教士,做弥撒,还留下两句可敬可怜的老实话:

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

大家想想看,一位,是将近三百年前的欧洲人,一位,是七十年前的中国人;一个说:“我的膝盖不听话”,一个说:“我一个都不宽恕”,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只是蒙田这话是在他死床上说的呢,还是像鲁迅那样事先写好在那里,我不知道。我真想知道,蒙田要是读到鲁迅这两句话,他的脑袋会怎样想。

在鲁迅虚构的小说中,许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则写到许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描述死亡的小说,世上太多了,中国当代新文学的时髦之一,就是动辙将主角置于死地。可是谈论死亡,则在现代中国,我不知道还有谁写得比鲁迅先生更好看、更隽永、更耐读——祭稿、悼文,原是古老的文类,而一旦写到他人的死,最是容易落尽俗套:或娇饰,或夸张,或滥情,极容易流入浅薄,以至轻佻。诚然,写他人的死,容易感动自己,甚而为他人所感动,其实就文章论,再是难写不过,因为心态毕露,更因为追记死者,是对于写作的严厉的考验。你与死者怎样情深谊长,你怎样有名气有地位,一到追念哀悼的文章,便会漏自己的底——小范围看,譬如我们文艺圈内几十年来名人悼念名人的文章,几乎十篇有十篇我便读不下去,读下去,也不能怎样感动,顶多是得知一点死者不死便难以知道的故实,与死者,与文章的美,并不相干。

古文的祭悼的经典,不去说了。近百年来凡哀悼与纪念的篇章,具有文学的大价值,值得一再一再传诵者,我愿意武断地说,几乎全在鲁迅名下——莫非这是鲁迅的命?

我平日闲读鲁迅的文章,不免发现应时因事,他也有急就、疲惫、略显潦草的篇幅,可是写到死亡,鲁迅便即文思泉涌,大见笔力,大显骨子,这不单是说他人格的力量,更是驾驭文学的力量。我每读他的哀悼文字,欣赏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克制、他的质朴、他的语气的“平”——《记刘和珍君》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幅,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滥用至今,单就文章论,却是一路写着,激昂上去了,平下来,再激昂上去了,又平下来。到了纪念柔石他们,语调苍老,无以复加。听说柔石身中十弹,他只用了四个字:“原来如此”。而明明是在纪念,却说是“为了忘却”,以文笔论,何其高明,以身世论,却是平白的老实话——我这里也来补一句实话:最近我读到一种史料,方才知道柔石他们是究竟怎样被告密而丧命的,一读之下,我立即想到鲁迅。老人家生前要是知道,他会说不出话。

(二)

但我今天要说的意思,不是以上的意思。我要说的,实在是鲁迅与死亡的关系。鲁迅的角角落落,〔鲁迅来电话了呵〕(有人手机响)七十年来被几代研究者搜索一空,大约都讲过、讲完了,我不晓得这个题目是否有人早就说起过,如果有,便算我无知——直白地讲,这题目,就是鲁迅的生前与身后,许多位与他亲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于非命,死得好惨,用文雅的说法,就是“非正常死亡”。今天我拟定一份鲁迅身边的死亡名单,算了算,大致15位,以下引述如有不确,敬请专家指正:

鲁迅的父亲(40多岁,死于病)

范爱农(30多岁,死于溺水)

陶元庆(30岁上下,死于急病)

陈师曾(41岁,死于急病)

刘和珍(20岁出头,死于镇压)

韦素园(30多岁,死于肺痨)

肖红(30多岁,死于肺痨)

柔石(30岁,死于死刑)

瞿秋白(38岁,死于死刑)

杨杏佛(50岁上下,死于谋杀)

郁达夫(50岁上下,死于谋杀)

许寿裳(65岁,死于谋杀)

陈仪(60岁上下,死于死刑)

郑振铎(不到60岁,死于空难)

周作人(80多岁,死于迫害)

这是以上死者的命?抑或是鲁迅的命?是谁在算鲁迅与这些死者的命?如果说太迷信,我们或者可以改称为无情的象征,那么,环绕鲁迅周围的死亡象征什么?为什么是象征?

我没有答案。以我对历史的茫然无知,我注意到,但凡尺寸太大的历史人物,有几位的命运,是会使他周围的若干人,或者因为他,或者不因为他,而死于非命。我此刻能够想到的例子,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毕加索。大家知道,毛润之的亲属,六位死于革命,包括长子,后来,还应该加上他的夫人。毕加索,则死前说过一句大不详的话,他说:“我的死将如海难,周围的小船为之沉没。”结果,他的第三位情人上吊自杀,一位儿子以车祸自杀,第四位情人死于疯人院,最后一位夫人在毕加索大型回顾展开幕前夜,举枪自杀。

我们考察乱世,或者相信传统所谓“命凶”之类迷信,便发现总有一些倒霉的人,不断承受亲友的死。我就有位老画友持续为父母与三个兄弟办丧事,直到他孤零零一个人活。不用说,在战争年代,在某种职业如军人、警察、特工等等之中,必有不少人频频承受他人与同行的死亡。我的祖父,黄埔军人,亲身参加抗战与内战,目击太多死亡,从不谈起战争;我在纽约认识一位犹太老人,一桌子相片,几十位亲人,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文人、雅士,尤其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类似的个案多不多?倘若在乱世,是否也能找出几位有过类似的遭遇?如果有,甚至不少,那我便要怀疑今天所讲,能不能成为一个话题?

现成的答案不能满足我——譬如当时的统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惨遭杀害呀,等等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鲁迅与他周围的死者,并直觉其中还有未被说出的真实——或“非真实”——我读书太少,非要申说追究,我们需要统计与案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许不少人周围都有一份死亡名单吧?

譬如,将范围缩小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没有类似的例?就我所知,陈独秀的两位公子死于死刑,郭沫若的长子文革中被迫跳楼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适之、刘半农、林语堂、钱玄同、马幼鱼、沈兼士、孙伏园、徐志摩、谢冰心、陈西莹……在这长串名单中,我很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哪位像鲁迅先生那样,持续得知同学、朋友、知己、晚生的死,而且是暴死?

现在我们来详细看看以上死者的情形。

先说死因:15人中,鲁迅的父亲、陶元庆、陈师曾、韦素园、萧红这五位,因病夭折,这在生活中不算格外罕见。其余十位,则个个属于非正常死亡:

范爱农的溺死,据鲁迅揣测,是自杀。刘和珍,典型的死于非命。

柔石、瞿秋白二位被枪毙,其死罪,当时属于“谋乱”,正面的说法是光荣就义,中性的说法,是死于政治斗争。

另三位死于谋杀:杨杏佛的死,非常著名,不说了,郁达夫的死也著名,不说了;少被说起的是许寿裳老先生,他于1946年赴台湾大学任教,因计划写作鲁迅传,为当局所忌,于1948年遭遇暗杀。我在纽约读到一份相关资料,是他在半夜睡眠中,被暗杀者砍破头颅。15人中,他是唯一一位死因与鲁迅有直接牵连者。

陈仪则身为国民政府高官,四十年代赴任台湾省省长,直接负责参与二二八镇压,后对政权丧失信心,意图转变,事败,以谋反罪被枪毙。山东画报出版社某期《老照片》有专文述及,并附死刑照片,只见陈仪身体胖大,西装革履,若无其事,没有捆绑或手铐,相关记述中也说他临刑镇定,被特许独自清理文件,交代后事。

最后两位,郑振铎遭遇空难,亦属死于非命,周作人的死,则如他晚年刻印:“寿则多辱”,被红卫兵折磨而死。

再说这些死者与鲁迅的关系:

15位死者中,两位是鲁迅的血亲,即父亲与二弟。童年丧父对鲁迅毕生的影响,不言而喻。我注意到,很多大文豪童年或丧父或丧母,或丧双亲。手边没有资料,能想起的,譬如胡适、高尔基、托尔斯泰、海明威,罗兰•巴特,就都是。周作人的死,鲁迅当然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二弟的附逆,又知道文革的发生,必有大感慨。

范爱农,鲁迅早年的同学与挚友,鲁迅晚年整理著作,仍一再收入自己的悼念诗。以我的偏见,《范爱农》一文,妙不可言,纯就文学价值论,尤甚于他纪念刘和珍与柔石的文字。

陈师曾,画家,陈寅恪的哥哥,与鲁迅是留日同学,回国后同在教育部任职。鲁迅一生多有画家朋友,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陈师曾,日后出版《北平笺谱》,还写到陈师曾对于美术的贡献。陈是最早齐白石的识赏者,将他的画携去日本展览销售,被齐白石视为恩人。

陶元庆,鲁迅小说集的封面设计者,鲁迅最为传神的两件肖像,我以为一是司徒乔先生画的遗像,一幅,便是陶元庆的木炭笔肖像。陶君死后,鲁迅自出三百大洋为他购置坟墓,情谊非同一般。

刘和珍的死,因鲁迅的文章而大有名,以至“三一八”惨案的其他亡灵显得次要——这是文学的诡谲,也是死者与生者的关系的诡谲,下面还会说到。不过近年有文论说刘和珍是鲁迅的暗恋者,我以为是小人之见,好事之论,不足道,即便是,也非鲁迅痛悼的理由。

韦素园、萧红是鲁迅著名的忘年交。对前者的死,鲁迅纪念专文中出现少见的哀惋。后者的死,鲁迅不知道,以他晚岁与二萧近于亲昵的交往,可知对萧红的识赏与欢喜。

柔石与瞿秋白之死于鲁迅刺激之深,不必多说了。历来,鲁迅与瞿秋白关系被涂了太浓的革命油漆,瞿秋白临刑前的《多余的话》,才是他,也是共产运动史真正重要的文献。在另一面,则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毕竟有限,与鲁迅不配的,而鲁迅寂寞,要朋友。这两位江南人半夜谈革命,和当时职业革命家是两类人格、两种谈法、两个层次,然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又是怎样谈——我所注意的是,鲁迅与他这位“知己者”(鲁迅称瞿秋白是他的“知己者”)都不曾梦到身后双双被巨大的利用所包围,并双双拥有阔气的坟墓,一在南,一在北,结果八宝山的瞿秋白大墓文革期间被砸毁——两座墓的命运,也可窥见两位“知己”的真关系。

杨杏佛的死不见于鲁迅专文,或者如他所说,平辈死亡总不如晚辈的死那么令人哀痛,但他不避暗杀径赴悼唁的细节,反倒比杨杏佛的死更著名。(出门不带钥匙。)

以上死者死于鲁迅生前。以下几位,则死在鲁迅身后,为什么也要说呢?因为他们与鲁迅生前的关系,以及在鲁迅死后的结局,同样构成环绕鲁迅的死亡图景,并凸显这死亡之谜。

郁达夫,是“创造社”中唯一一位与鲁迅熟腻无间,不存介蒂的人。又是15人中唯一一位死于外国侵略者之手,结局之凶,犹甚于鲁迅生前所目击的朋友的死亡。

许寿裳与鲁迅的终生情谊,超越老同学关系。在古代,是要树碑立传的,可能因他非左翼的身份,不予宣传。而鲁迅死,多少人以守护鲁迅为终生职志,忠厚耿介如许寿裳,是唯一为此丧命的人。

郑振铎与鲁迅的友谊比较地不具有政治色彩,而死于空难,毕竟可惜。

值得一说的是陈仪。假如我没记错,他是鲁迅留日同学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最高者。鲁迅与他什么关系呢?在日本,据说许寿裳、陈仪和鲁迅是最要好的同学。据说鲁迅晚年生气时,常会说:“我去找陈仪当营混子去!”(营混子就是当兵的,在兵营里混就是营混子)若交谊不深,他断然不会讲这种话。鲁迅通信集不见两人的书信,以陈仪准国民党官方身份而不见于鲁迅研究资料,并不奇怪。如有学者熟悉此人,我极愿请教,有他在,鲁迅交友录才能比较地非政治化,对于认识民国年间人物关系的真相,多有助益。

这15位死者,除了至亲,分别是鲁迅的老友、挚友、良友、晚生。而其中被镇压,被枪毙,被谋杀的暴死者,竟多达7位,这种遭遇,任何人哪怕只经历一次,都是刺激至深的创痛。而鲁迅朋友死于死刑的人数其实还可加上4位:譬如与鲁迅缘分较浅、同柔石一起遇害的殷夫、冯铿,譬如他从未谋面,却将死牢里写成的遗作辗转托付给鲁迅的方志敏。论到五四战友,我们不该忘记死于绞刑的李大钊。

最后,催促鲁迅写小说最“着力”而晚景凄凉、贫病而死的陈独秀,生前也和鲁迅有过超越友谊之上的历史关系。

(三)

至此,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我不做鲁迅研究,只是喜欢说起他。去年我说“他好看、他好玩”,虽是恭恭敬敬心里话,毕竟语出偏锋,有欠珍重的。今天的调子忽然暗下来,什么意思呢?

我想了半天,想起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那么,在鲁迅那里,他的命题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从以上这份死亡名单和鲁迅先生关于死亡的态度,我们来看看他的死亡观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其死亡的价值或意义,早有教科书不容质疑的定论在。我讨厌一切定论,我欢喜的是鲁迅这个人。我常想,我们活在教科书中活得太久了,而鲁迅先生死在教科书中今已死了七十年,他总是被我们摁在是非的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与教科书分离,讨还我作为读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将这私人性还给鲁迅,使他如任何单一的生命那样,无辜一些。

什么叫做无辜?我愿想象鲁迅在某一个下午忽然闻知又一位良友的死:这便是一个人格外无辜的一刻。鲁迅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没有理由像专事死亡事业的人那样,随时准备接受同行的死。他固然深知世道凶险,人命旦夕,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顺序中,并不事先知道谁会死,怎样死法,谁是下一位。今天海婴先生健在,他当年便是一位小小的无辜者:从他出生到七岁,他完全不知道楼下父亲房间里传来什么凶信:他两岁那年,柔石被拉出去枪毙;他五岁那年,瞿秋白在楼下厢房里躲藏过,不久也给拉出去枪毙;许寿裳更是周家的常客,结果脑袋给砍得裂开来……

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份人家:鲁迅到上海,安家生子,是他最为安定的十年,也是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十年,但在这十年中,鲁迅却密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难……这些周家的家事,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历史,但我们要分清楚:教科书不等于历史。

没有人能够还原历史,但我要自己阅读它:以下陈述与教科书多有重合,我来试着一路分分开。

譬如,为什么这些鬼魂与鲁迅老是有关系?依照教科书的解释,是他活在危险的年代。是的,那时的文人教授也多介入政事,扰动国家,所以文人的危险犹甚于今天的武人(指军人)。而教科书不会说:危险与危险者从来是双向的:鲁迅生前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军阀、国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别视为危险。而当时的革命者如瞿秋白、柔石、陈庚、冯雪峰等,若是套用古话,不存贬义,便是标准的亡命之徒。

所以鲁迅自己就是个危险者。教科书告诉我们:鲁迅生前长期被国民政府列为通缉犯,被各种思想与势力视为危险。但教科书训条从来是单向的,大家不要忘记:直到今天,鲁迅仍然是个危险的人物。我们只要看看追随鲁迅的青年:胡风、冯雪峰、萧军、川岛、聂甘弩……虽然没有被枪杀,但个个恨恨而死,不得好活,只是鲁迅要能活转来写写他们,他必须为学生们的这种活法与死因,学习新的语境,寻找别的语言。

这些鲁迅后事,大家都知道,我想说的意思仍然不是这些。

鲁迅的早岁、中年与晚期,分别历经清政府、军阀执政府与国民政府。实在说,他不是这三路政权的天敌:他是晚清官费的海龟派,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官员,后来走开单干,靠近左翼,一如胡适的归属右翼,二者终究不过是一介文人。鲁迅之被国民政府视为危险,一如胡适被共产党视为危险,都是不肯安分的人。我89年到台湾去,鲁迅的书刚刚被解禁,一直禁到80年代。而在我们这里胡适的书也一直禁,禁到80年代。因为危险是双向的。而从最高道德看,则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异端。异端,是顺逆两面、左右两派,甚至在自己的阵营中都不讨好的人。史料证明:鲁迅与左翼,胡适与右翼,均持续发生深刻的矛盾。而鲁迅较之于胡适,尤为异端。

异端是什么?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只是教科书单捡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只是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而绝望,从欢欣、参与而背弃,就因为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我们看见,在政权与死者两面,鲁迅一则咒骂,一则哀鸣,一面叫嚣复仇,一面洞见虚空。为什么呢,因为鲁迅所惊怵者,不是屠杀,而是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准烈士,但他发现死神并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邹容到徐锡磷,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切的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他早年说过一句著名而天真的话:“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里去!”文句是漂亮极了,可是说这话时,柔石他们都还小,结果长大了,半夜拉出去给枪毙。

鲁迅害怕吗?非常害怕,又非常不害怕——教科书一再标榜鲁迅大无畏。可鲁迅分明没有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样,殊死抗争,而是一再公布自己的惊骇与恐惧:早在军阀时期,他就竭力呼吁不要请愿,不要去送死;广州清党时,他惊呼一辈子没见这么杀人,吓得说不出话;白色恐怖时,每遇危难,鲁迅就逃亡。这是鲁迅怯懦么?当然不是。鲁迅的大无畏——我要说,同时也是他的大无辜——是他越过时局,绕过时政,直接追问面无表情的死神。

什么是死神?死神就是消失、乌有,是死亡本身,它不讲是非,不问对错,不是阎罗王,不是上帝,不是命运,也不是哲学——死神,可能是这一切的总和,是这一切的取消,直白的说,死神就是一具棺材,一具死尸。罗兰•巴特有一次讲演完毕,有位学生轻蔑地质问他:“死亡被你说得那么单调?!”巴特的讲演说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从晚期的鲁迅那里得知,他看破种种死亡的辩护,试图摆脱死亡被赋予的一切诗意。

死,革命的说法是“牺牲”、是应该,所以标榜死亡,指为“献身”,以之宣传;死,统治的说法是“平乱”,也是应该,所以为杀戮正名,或苦于隐瞒。鲁迅便是这两种死亡观的大异端——他疾恶如仇,而心肠太软,他顾惜人命,所以避凶求生。他向两边大叫,死亡就是死亡,不容屠夫自辩,也不肯为死者化妆。在略微平静的时刻,他常以历史的体贴,指着统治方,给古昔的死者入情入理评析他们致命的误会:在他晚期的《虐杀》、《隔膜》与《买‘小学大全’记》等杂文中,他细数历史具体而微的祸端、言之有理的杀戮,给古往今来种种死亡的名目与鬼魂赋予近乎滑稽的悲惨,甚于悲惨的滑稽——这是鲁迅可怕的天才,他以浅笑揭示了本雅明概括的大真相:

历来的统治者,从未失败。

鲁迅喜欢宣称失败。除了早岁剪去辫子的大快乐,我不记得他曾欣然写到过胜利的向往与狂喜,而死亡的素材他却从来不肯错过:书写死亡,说穿了,正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从中国古典作家直到五四作家群,我们很难找出一位像鲁迅那样,一再一再为死亡的意像所吸引。鲁迅自己知道吗:那是他的美学。

我酷爱鲁迅的美学,可是这直书死亡的美学教会我:美学不是现实——我总想悄悄诘问鲁迅:他的时代的现实,果真这么糟糕、黑暗,除了血腥还是血腥吗?或者,在古昔、在他身后,偏偏只有他遭遇了最黑暗的时代么?

七十年过去了,来回看看,我们理应成熟而同意道:没有一个时代全般黑暗,或格外光明。一如历来的政权夸示太平,并夸张敌党的危险,鲁迅也可能夸张了。以他罕见的资质:天性的、道德的、心理的、尤其是文学的敏感,鲁迅一路搜寻并言说目所能及的死亡,在所有能够给出的答案中——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历史的——我仍然不能确定:究竟是鲁迅格外不幸而一再遭遇这许多血腥的命题?还是千载以还,这血腥的命题忽然遭遇了他?

这是彼此选择、彼此凝视、彼此周旋的关系:在鲁迅一面,死亡是他文学的痛点,美学的核心;在死神一面,则既有这么一位敢于触问天机,贸然与死神对帐的人,那就持续袭击这个异端,夺取他周围的若干生命,成全他,给他灵感,看他怎样。

(四)

在所有死亡中,最夸张的死法恐怕就是死刑。终其生,鲁迅一再一再纠缠于死刑之念——青年时代遭遇秋瑾与徐锡磷之死,是死刑的一课;目击死刑的围观,弃医从文,又是死刑的一课。当晚期鲁迅的青年朋友接连死于死刑,死刑,早就是鲁迅欣然嘱目的图景。

或曰,世上多有闻知,甚至围观死刑的人。是的,要看是谁,倘若那是格外敏感、注定伟大的人。

这里,托尔斯泰与妥斯托也夫斯基可能是两个相反相成的例:青年托尔斯泰曾经目击死刑示众,又曾身临火线,出生入死,日后的死亡主题,如影相随。而曾亲自陪过法场后遭流放的妥斯托也夫斯基,就我所知,除了书信,日后并未在小说中刻意书写过流放与死亡——亲历与目击的差异,在创作中是不是一条界线?一个问题?

论慈悲,鲁迅接近托尔斯泰,虽然他不曾亲历战火;论阴暗,鲁迅接近妥斯托也夫斯基,虽然他不曾陪过法场。鲁迅形容妥斯托也夫斯基早年作品充满“老年的暮气”,其实鲁迅自己便是如此。此外,两位俄国人与鲁迅背后的种种差异,太多太大,比附到此为止。

而鲁迅书写死亡的风格,一开始便即毒辣而透辟,笔法简骇,不动声色,决不为死者说句软话,动点感情,仿佛他就是死神——辛亥革命可歌可泣,鲁迅笔下不过是一枚人血馒头;阿q死到临头,鲁迅引我们笑他画不像死刑签纸上的圆圈;眉间尺的复仇过程也可算是死刑的执行,写人头砍落,惜墨如金,连文字都飞快得不及看清,而油锅里三颗脑袋的追逐厮杀,却写得神采飞扬——他自己说“故事新编”多是游戏之作,并非谦抑,因“游戏”一词未见得贬义,而他深味笔墨的快感,只不便明说而已。

鲁迅研究者应该搜索鲁迅杂文中提及死刑的大量词语及意像:杀头、剥皮、斩决、袅首、示众、万人争睹,麻木的围观……在他的年代,死刑方式尚处于前现代文明,有如扮相浓重的古装剧,耸动视听。我可恨读书太少,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台天天忙碌,文学家怎样看?怎么写?与鲁迅关于死刑的言说相比附,将会有怎样的异同与启示?而鲁迅要是读到福柯同志关于刑罚的史学,将有怎样的感应?

当早年的死刑记忆搜罗殆尽,鲁迅经常借取报端新闻中关于酷刑与死刑的报道,“立此存照”,发为文章,评述的语气一如以往,即便涉及共产党员的遇难——如著名烈士郭亮——也照样用词严冷,不动感情。然而以上死亡多少凭借间接的消息,鲁迅靠得是想象与内心的剧情。但很快他就不必想象,并超乎想象——当砍头进化到枪决,个别判罪扩大为公开的镇压,而游街示众改为秘密处死,鲁迅开始从横遭暴死的学生、朋友和知己那里,领教什么叫做死神。

这时,鲁迅发现小说已不能承受死亡,从此开始直接书写有名有姓的死,以死讯的刺激换取书写的快感,又以这快感,卸脱死讯的创痛,好比自制毒品,自己用。日常调侃中,死刑之念也给他引来轻微的兴奋,在一封闲谈的信中他劝对方不要在意某本书无法出版,他写道,这总要比“子弹穿过脑袋”好得多了。而以调皮的口气讲述残酷,从来是鲁迅的天性。

但他到底黯然承认游街示众、袅首围观,并非如他早岁蓄意攻击的那般残酷。有如一再推翻自己早年的意见,他发现真的不堪,是他在“略论暗暗的死”之中所揭示的无名与“寂寞”。这“寂寞”,不在世人不知道,而在明明知道,闷在心里,不敢说,不敢写,更不敢发表。未被书写的死亡岂不等于白死么?而亡者的旅程,有幸者,是能进入文学——鲁迅与死亡的真关系,追究下去,其实是死亡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能够承载多少死亡?不入文学的死,太多太多了。古事说不过来,近世,随举二例:我的祖父曾有一支国民党友军解放前夕因叛变事败,数百人就地处决,连夜活埋;沈从文晚年一再提起他少年时亲眼目击五千名湘军被疑为叛乱,集体处死。在他的散文中便曾以另一种角度描述少年时代目击杀人,好比家常便饭……这些事告诉鲁迅,他会惊骇么?

可能会,可能不会,鲁迅饱读古籍,是从历史中刻意解读死亡的人。他的解读总归同时兼有伟大的两面:一是比常人敏感而惊痛,一是比常人看透而冷峻。他人选择沉默,他叫道:看哪!又一条性命!他人激愤慷慨,他却惨笑,仿佛说:从来如此,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因此总想对鲁迅说:除了不死的文学价值,他的亡友们恐怕并不像他高贵优美的悼念那样,果真被赋予难以磨灭、难以逓夺的意义,他们只是有幸认识鲁迅。历来的烈士与冤鬼,何止千万,仅这几位,一死之后,有鲁迅给他们写写文章,留在纸面上。在纪念柔石的篇章的末尾,鲁迅写道: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他说对了。那些被他痛惜的“很好的青年”今天都供在烈士牌位上;但他也说错了,因为被不断说起的其实是他的文章与文笔,而朋友的性命,如今只剩一种可见的价值,即换取鲁迅的文章。

鲁迅看不起他的文章,他甚至看不起写文章这回事。到了笔写,已是末路,这是他常说的话。他又以“坟”命名他的书,对自己的文章既是顾惜,又达观,与他对死的认知,如出一辙,因他洞见文章与性命同样,终不免一死。他写道:

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垅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尘,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

写下这些时,鲁迅想必得意,得意于又一段好文字。而以亡友性命换取的这些文章,又换取了什么?

斯宾格勒曾经说: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文学会将俄罗斯引向过去,引向东正教;托尔斯泰的文学导致革命,与社会主义。假如我们同意这样的意思,那么回看中国,譬如,胡适的主张可能引向至今未见端倪的民主,鲁迅的文学则天然地襄助革命。为什么呢?前面说了:革命颂扬“牺牲”。近世中国,有谁比鲁迅呈现过更为精彩的死亡文献?而革命果然成功了,理所当然地,在他身后,他的文章乃成为革命求之不得的大礼,他的姓名,乃成为革命的人质与祭品。

有幸而不幸,鲁迅与托尔斯泰均死在本国革命的胜利之前。这两位异端都应了鲁迅说过的话:“一瞑之后,言行两亡”,此后的俄国,谁敢再写信劝皇帝:“你悔改吧”;此后的中国,谁还能出面津津乐道谈死亡,而且是美文。

最后,便要说到鲁迅自己的死。

(五)

鲁迅之死,因为病,也因为难以企及的任性。他拒绝休息、疗养,长期沉溺于毁损健康的作息。他不是寻常意义的利他主义者,但也不肯利己。他确曾试着活下去,像一位人子与人父,同时存心熬干性命,朝死路走。晚期,关于他的亡友,还有他心照的死亡,他似乎话已说尽,于是便有那篇关于自己的死亡的短文:“这样的就算是死下去么?”他说“我也不知道”。语气平静,仿佛中低音。我看他晚期的迹象种种简直索性是将自己弄到死:他显然愿意死于成熟透顶的绝望,死于大胆而豁达的自弃。

鲁迅死了。我们没有理由为他伤感。论死因,那是当时普遍的肺病,不算格外稀有;论寿命,虽不长,不能算是夭折;论迷信,陨殁过程不及两天,临终痛苦很有限,诚属善终,是民间舆论的“好死”;论家族,则周家日后子翤兴旺,儿孙满堂,所以论“命”,鲁迅之死比五四一代牺牲者,及他身后几代文人的各种死法,简直天差地别。

鲁迅的葬礼,虽非国葬,犹胜于国葬,此后三易其墓,世纪以来中国文人的葬礼与光荣,无人得以望其项背。七十年来,鲁迅一步一步被利用、被神化、被曲解,被架空,是另一大话题,但鲁迅配得上这样的葬礼与哀荣——近来我翻阅孔另镜的女公子编写的图文集《痛别鲁迅》,才知道当天抬送遗体下楼的是租界殡葬馆的外国人,才知道十几位扶棺的文学青年当时事后,争执不休……我凝视这个人的葬礼,又想到死神与他的关系。

死神宽待鲁迅,给他好好的死,也总算送走了这位纠缠死亡的人。死神了解鲁迅,一如鲁迅了解死神。但人间了解鲁迅么?覆盖鲁迅遗体的大旗帜写着“民族魂”,真是大误会。这个民族喜欢谈论死亡吗?不,只要不是自己死,活着便好,何必要去说——鲁迅是这民族的大异端,不是民族魂。

我猜,鲁迅知道身后将迎来大讽刺,所以他决绝——“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这是他遗嘱中最先想到的话。他是“鲁迅”呀——此刻,我又想到当年周作人的话——怎可能“拉倒”?怎可能不纪念?鲁迅偏这样说,那是他伟大的“嗔”。在与死亡和解前,他要再此申说他与世人世事的种种不和解。“由他们怨恨去吧,我一个都不宽恕”,看来在死床上一路想想,他最后念及的还是他厌恶的人。

那是广义的厌恶,广义的决绝,是对人世无话可说的爱。在我读过的临终之言中,格外心仪西班牙导演布努艾尔的话,大意是说:死便罢了,但最好每年让他从坟墓里溜出来,买几份报纸带回去,看看人类在他不在的时候又干了些什么卑鄙愚蠢的事。说了这话,他还没忘带一句,说他痛恨报纸与媒体。

少年时读戈宝权编译的《普希金文集》,说到诗人死前过着近于自暴自弃的宫廷生活,完全不知道多少读者爱着他,敬重他,在他出殡的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守候他的灵柩——七十年前,鲁迅叨念那些怨恨他的人,扔下几句话,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围拢来,给他鞠躬,与他永别。葬礼的回忆录写到有位瘸腿小男孩,七八岁,一瘸一瘸走到鲁迅遗体前,站着不肯走,鞠躬再鞠躬。小孩怎可能懂得鲁迅呢?此后新中国茫茫人海中,这孩子在哪里?

冷看死者身后的人间相,鲁迅多有刻毒而厚道的深论;而揣度自己死后的情状,鲁迅却也究竟说过软话的,然而还是他一贯的顽皮相。在《阿金》这篇短文中,他忽儿装作委曲的样子道:

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得起同乡会。

夹在描述作天作地弄堂娘姨的词语中,这是顺口一句玩笑话,然而有真意——国民党检查机关特意删去这段话,因政权最怕的是聚众——那么,我所谓的“真意”是指什么呢?

姑且不去追究吧,但何止同乡会。七十年过去了,我们开了多少大大小小鲁迅纪念会与研讨会——刘和珍在哪里?柔石在哪里?瞿秋白在哪里?他们也死了七十多年了,要不是鲁迅的文章,如今谁还认真说起这些被子弹穿过脑袋的人。

这篇讲演已经太长了。我们开这些会,纪念鲁迅的什么呢?去年在鲁迅纪念馆讲,我只怕老先生从隔壁故居走过来;在今天的会场,在空中,鲁迅先生恐怕又在笑我们,当然,他自己照例不笑的。我说鲁迅“好看又好玩”,会不会涉嫌夸张?此刻艰难地陈述他与死亡的关系,是不是也属强词夺理?

好在大先生真的死了。最后,仿照鲁迅的说法:我谨“发愿”——我们能不能将死亡的还给死者,然后,将鲁迅还给鲁迅。

麻烦大家听讲这么久,我的话说完了。

(2006年5月16日于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届“大学人文节”暨“鲁迅新文化周”)

注:前天我特地请教北京鲁迅纪念馆馆长孙郁先生,他说日本人丸尾常喜写过一本书,也谈到鲁迅与死亡,叫做《人与鬼的纠葛》,五年前译成中文,但此前我不知道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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